告知義務

依照刑事訴訟法(下同)第95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」本條乃保障被告在刑事程序上應受告知之權利，為憲法第8條第1項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內容之一，旨在使被告能充分行使防禦權，以維審判程序之公平。

故本法第95條規定之罪名告知，植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而設，既係被告依法所享有基本訴訟權利之一，亦係國家課予法院的闡明告知及訴訟上照料之義務，且為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請求資訊權，縱使檢察官或被告向法院提出罪名變更之請求，皆不能免除法院告知與聽聞之義務。

司法警察(官)詢問犯罪嫌疑人時，應先告知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所列各款事項。此觀同法第100條之2準用第95條規定甚明。

依照通說、實務見解，關於被告地位之形成，係採「主客觀混合說」。倘依偵查機關客觀所為之特定活動或措施，可判斷其主觀上業已認定特定之人有犯罪之嫌疑時，被告之地位已經形成。此時訊問者為獲致相關案情加以訊問，即有踐行告知之義務，以嚴守犯罪調查之正當程序，落實上開訴訟基本權之履踐。（104台上2494）

關於此之詢問，實務見解採「功能訊問」，舉凡只要是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犯罪嫌疑人為案情之詢問，不論係出於閒聊或教誨之任何方式，亦不問是否在偵訊室內，均應有上開規定之準用，不以製作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時為限，而告知之情狀，祇須犯罪嫌疑人之地位形成即負有告知之義務，不管其身心是否受拘束。

有見解認為，法院就此等新增之罪名，應於其認為有新增之情形時，隨時、但至遲於審判期日前踐行上開告知之程序，使被告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，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，而確保其權益（114台上1124）。

亦有見解認為，法院就此等新增之犯罪嫌疑及罪名，應於其認為有新增之情形時，隨時、至遲於審判期日辯論終結前，踐行上開告知程序，使被告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以確保其權益（112台上4977）。

實務見解認為法院踐行罪名告知義務，如認為可能自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，改為實質競合之數罪，應隨時、但至遲應於審判期日踐行再告知之程序，使被告能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，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，而確保其權益。

實務見解認為第95條1項1款後段之規定，罪名有變更者，仍有告知義務。又所謂罪名變更者，係採「實質判斷說」，即除質的變更(罪名或起訴法條的變更)以外，自包含量的變更造成質的變更之情形(如包括的一罪或裁判上一罪變更為數罪)。故事實審法院於罪名變更時，若違反上開義務，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即屬於法有違。（113台上4159）

實務見解認為倘若罪名、罪數無變更，僅就全案犯罪情節認定並不生影響之犯罪具體時間，有細部出入，而被告為實質辯論而得知悉者，縱原審準備程序期日、審判期日均未詳盡為告知上述些微差異，既對被告之防禦權未造成侵害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，仍不得據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。亦即，若偵查機關有違反違反告知義務，因其程序瑕疵對判決並無影響，不得作為上訴三審之事由。

關於是否適用第158-2條2項規定，實務見解指出，若在犯罪嫌疑人身心未受拘束之情形下，而有違反前揭告知義務時，所取得之自白及其他不利陳述，不是用第158-2條2項規定，則應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，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而認定。即無本條第158-2條規定之適用（113台上3297）

按第158-2條2項之規定，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、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違反第95條第一項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規定者，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。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，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，不在此限。

實務見解認為，若係蓄意違反告知義務之情形，即檢察官於偵查中蓄意規避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告知義務，以告發人等關係人之名義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到庭，令其陳述後，採其陳述為不利之證據，列為被告，提起公訴，無異剝奪被告緘默權及防禦權之行使，所取得之供述證據，應無證據能力。

實務見解認為，若非蓄意違反，或訊問時始發現關係人等涉有犯罪嫌疑，疏未適時為刑事訴訟法第95條之告知，仍繼續訊問，逕列為被告，提起公訴，因此取得在被告地位形成後之自白，有無證據能力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規定，在緘默權等告知義務之規範保護目的，權衡個案違反法定程序之情節、侵害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、對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不利益之程度、犯罪所生之危害等情形，兼顧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審酌判斷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