爭點解析：行政裁罰對象之法律解釋

就服法第63條第1項係對違反第44條之「任何人」的處罰規定，該「任何人」本來就包含法人與自然人。然而，立法者在「法人內部成員違法執行職務」之案型中，於第2項除規定應依前項規定處罰行為人（自然人）外，更特別明定要「處罰該法人」。由此可見，當內部成員違反第44條之義務時，應以第63條第2項為處罰法人之依據，並援引前項之罰鍰、罰金額度為其法律效果。因此應依文義為以下之限縮解釋：

否則若自然人、法人均以第1項為處罰依據，將使第2項成為具文，違反立法原意。

對於系爭規定立法演變的詮釋，不同意見書認為，修正前就服法基於「法人不具刑事犯罪能力，須另行規定法人亦罰」之兩罰理論，於課予刑罰的原第58條第2項另設處罰法人之規定。91年修法時（早於94年立法之行政罰法）並遵循舊法的立法思維及體例，將自然人與法人受行政罰、刑事罰之法律依據分別定於新法第63條第1項與第2項。

相較於多數意見認為，就「法人、自然人併同處罰」之情形應回歸適用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、第2項之總則規定，不同意見書則從行政罰法第1條但書所揭示的「行政罰法屬普通法性質」出發，而不認為作為特別法的就服法裁罰規定應受行政罰法規定拘束。在此一脈絡下，就沒有多數意見所說的「就服法第63條第1項已預設法人為主要處罰主體」這一前提；循不同意見書前述的解釋，將第2項認作法人的處罰依據，也不會與行政罰實務及制度原則產生不可忍受的衝突（畢竟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嘛！）

而且，多數見解適用第1項對初犯之法人處以行政罰，要是該法人五年內再犯，卻要適用第2項處以刑事罰，其割裂適用並不合理。

不同意見書也批評，明明多數意見已經看到第63條第2項「處罰法人內部成員」屬於行政罰法第15條的特別規定，怎麼又認為第63條第1項應依循總則法理，必然包含法人甚至以其為主要裁罰對象，而否認第1項屬於「不處罰法人」之特別規定呢？

誠如不同意見書的原話：「…由此可見，法文簡單明瞭的就服法第63條規定，經多數意見解釋適用時『一割（同樣是對法人制裁，處罰鍰時適用第1項、科罰金時卻適用第2項）再割（第2項關於法人的代表人或從業人員之處罰是行政罰法的特別規定、同項關於法人之處罰卻不是行政罰法的特別規定）裂適用』的結果，已支離破碎…」，多數見解在這部分的論述實在有些矛盾。

在行政罰與刑事罰採「量的區分說」之前提下，由於刑事不法的可責性較高，刑罰亦更具遏阻效果，採取刑事罰可推知立法者對規範事項有更高程度的管制目的。

觀察就服法之條文，設有對自然人與法人分別處罰的兩罰規定（第63條、第64條），以及不區分二者的單一處罰規定（第65條至第67條）。其中，採兩罰者均為「先行政罰，後刑事罰」之體例，可再推知「自然人與法人分別處罰」寓有立法者希望進一步遏阻法人違法之目的。即使行政罰部分並不受法人刑法理論上「處罰法人須另外規定」之兩罰限制，仍不應混淆。

回到理由一的條文對照，可見第63條第1項與第2項，兩項處罰規定的構成要件及其寬嚴有所不同。縱使第44條課予「任何人」均不得違反的法律義務，但義務來源與處罰規定為不同層次的問題。從第63條第2項可知，對法人而言，不只要以其名義違反第44條（構成要件1），還須內部成員之行為該當「執行業務」（構成要件2）才應受罰。若直接以第63條第1項處罰，將法無明文地使處罰法人射程範圍更加寬泛；反之應採該條第2項，才合乎處罰法定原則。

不同意見書亦引用主管機關（勞動部之前身，勞委會）97年函釋，說明縱使函釋並不拘束法院，然其拘束下級並經長久慣行，已依行政自我拘束原則產生間接的外部效力，如主管機關未能追補應適用第63條第2項處罰之理由，即可能構成撤銷原處分的理由。

該97年函釋亦區分就服法中兩罰與單一處罰之不同體例，認為未設兩罰體例者，於就服法所定處罰只及於法人，至於實際行為的自然人則應回歸行政罰法第15條處理。反面言之，可認為就服法設有兩罰體例者，即應依就其規定分別處罰之。